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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所与当事人的诉讼代理合同纠纷典型案件(附代理词)
Time:2016-02-29 15:47:48

       

                                                              文/刘信平

                                                       案情简介

原告广东中某律师事务所诉称,被告余某因与案外人李某房屋买卖合同纠纷而委托原告律师陈某以及熊某处理该纠纷,原告律师为被告合法权益的维护而付出巨大的努力,被告对原告的工作深表满意。可是被告一直拒绝与原告签订委托代理合同,也拒绝支付任何的律师费,使得原告蒙受损失。为此,原告诉至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律师费人民币55, 920元。

被告余某辩称,被告已经向原告支付了律师费人民币20万元。在代理过程中,原告律师陈某是以原告的名义接受委托,至于原告是否收到律师费是其内部管理的问题,与被告无关。陈某是以原告名义接受委托提供法律服务,其行为是职务行为,即原告已经收到被告所交的律师费,被告不存在没有支付律师费的问题。

被告反诉称:2012年被告经人介绍认识被告律师陈某(其办公地点设在被告法定地点之外的深圳市宝安区某大厦708室)。2013年1月份被告因与李某、王某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委托被告代理诉讼。陈某作出虚假承诺,骗取被告律师费20万元,但拒绝签订委托代理合同。2013年3月6日被告到陈某办公室时,在门口不经意之间,听到陈某与他人对话,陈某提及:“台湾人余某有钱,要敲他一笔钱。”陈某这一句话暴露了其人品本质,此时被告方知陈某有违职业道德且不值得信赖。次日被告到其办公室要回证据原件,并与其解除代理关系。2013年3月15日被告到法院提交与原告解除委托代理关系的书面文件。

被告与原告解除委托代理关系之后,2013年3月15日被告委托了其他律师事务所继续代理该案。其他律师事务律师履行了包括提交诉讼证据、参与开庭审理、递交代理词等相关义务。鉴于原告已履行部分义务,被告认为向被告支付一半的律师费(即27960元)是公平合理的,被告已支付20万元律师费,原告本应退还余款律师费172040元。但当被告向陈某提出上述要求时,遭其拒绝。

被告本想通过协商办法,给原告留足面子。2013年3月21日,被告到原告法定地址,向原告的负责人陈述相关事实,要求其出面协调,退回多支付的律师费。嗣后被告多次拒绝深圳市律师协会的调处要求,并不惜启动诉讼程序,旨在达到其拖延时间的目的。被告认为原告违反处理民事法律关系中应遵循的最基本的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骗取被告20万元律师费,侵犯了被告的合法权益,特提起反诉,请求法院判令:1. 原告返还多支付的律师费172040元。2. 原告支付上述律师费到支付日止的利息(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迄今已达4567.66元)。 3. 原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经审理,原审法院判决:一、   余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曰起十日内支付广东中某律师事务所师费人民币27, 960元;二、广东中某律师事务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支付余某办案费人民币200, 000元及利息(利息应 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从2013年3月 15曰起计算至本判决指定支付之日止);三、     驳回广东中某律师事务所的其他诉讼请求。

中某律师所不服原审判决,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该院认为:

一、关于陈某向余某收取20万元费用的行为,中某律师所是否应当承担责任的问题。

首先,中某律师所关于余某与陈某已在2013年1月18 曰另行订立口头合同、给付办案费20万元是为了履行该口头合同的主张,证据不足。该所提交的视听资料中余某的陈述不足以证明上述理由成立。该证据仅能证明,余某向陈某给付20万元费用,是委托陈某处理其与案外人李某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包括报警、申请财产保全和起诉等事项支付的费用。

第二、陈某是中某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接受余某委托办理诉讼和非诉讼事务,属于其职责范围,向余某收取费用与其履行律师职务显然有内在联系。律师业务具有特殊性,律师的工作时间不固定,工作场所并不限于律师事务所的办公场所。余某在律师事务所注册地址以外的场所向陈某律师交付费用,符合该行业的通常做法,不能以没有在律师事务所注册地址交费或直接向律师事务所交费,就推断客户有过错,进而认定律师的收费行为属于个人行为。另一方面,收取费用后上交律师事务所入帐是律师的义务而不是客户的义务。至于律师函是否为陈某挪用、盗用以及个人代收的费用是否转交事务所等,均属于中某律师所的内部管理问题,并不影响律师事务所对外承担民事责任。

第三、陈某向原审法院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和律师函均表明是以中某律师事务所律师的名义从事法律事务,上诉人在原审称陈某挪用办理其它案件的律师函,二审中又提出陈某是盗用律师函,认为陈某未得到合法授权。但该主张与中某律师所以自己的名义向宝安区法院起诉、追索律师费的行为自相矛盾。

故中某律师事务所关于陈某私自接受委托,收取费用属于个人行为的主张本院应不予支持,陈某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中某律师所应承担民事责任。

二、关于原审判决结果是否显失公平的问题。中某律师所向原审法院提出的诉讼请求中只有律师费,其它实际支出的费用没有提出请求。该所如有相关证据能够证明存在其它实际支出,可另循途径主张权利。至于应付律师费的判项,原审法院综合考虑律师在所办案件过程中提供服务的内容、时间成本,依照有关收费标准,判决余某支付一半的律师费27960元,处理适当。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代理词(一审)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本人在广东中某律师事务所(本诉原告,以下简称“中某律师所”)诉余某(本诉被告)、余某(反诉原告)反诉中某律师所(反诉被告)一案中,作为余某的代理人,提出以下代理意见,供合议庭参考。

一、本案第三人陈某收取了余某的20万元律师费

(一)陈某收取了余某支付的所谓办案费20万元

1、陈某承认收据是其签字、盖章的。

2010年4月14日余某与陈秀云签订《二手房产买卖合同》,合同约定陈秀云将坐落于深圳市宝安区某小区3栋D座19A房产以人民币205万元转让给余某。因余某当时属于房产的限购人员,余某征得李某同意:由余某出钱购房,以李某名义将涉案房产登记在其名下。嗣后于2010年5月18日,涉案房产过户到被告李某名下。2010年11月6日余某与李某签订《协议》,该协议规定:(1)涉案房产虽登记在李某名下但全部购房资金由余某支付;(2)上述房产的产权和收益均属于余某:(3)未经余某同意,李某不得转让给第三方。2010年5月26日李某出具给余某的经公证的《委托书》也全面地反映了上述事实,该《委托书》第四条特别注明余某有权收取涉案房产的售楼款。但趁余某在台湾之际,2012年12月7日李某将上述房产私自卖给王某,收取部分房款后逃跑。余某知道涉案房产被盗卖后,李某已经逃跑。2012年1月份余某经人介绍认识中某律师所的律师陈某(其办公地点设在被告法定地点之外的深圳市宝安区某大厦708室)。2013年1月份余某委托陈某代理诉讼。按常理,中某律师所必须与余某签订《委托代理合同》,但中某律师所没有与余某签订委托代理合同。

2013年1月25日中某律师所出具律师事务所所函,所函内注明: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贵院受理的余某与李某、王某、中原地产代理(深圳)有限公司房屋产权纠纷一案,我所接受余某的委托,指派陈某、熊某(陈某助理)律师为其代理人,特此函告。”如果按2006年《广东省物价局、司法厅律师收费管理实施办法》规定,诉讼标的为173万元计算,律师费只能收取55920元(见中某律师所提供的证据)。但陈某作出虚假承诺,骗取余某律师费20万元。2013年2月3日和3月6日,陈某开出两张《收款收据》,标明收取余某所谓的“办案费”各10万元。《收款收据》由陈某盖章并签字。庭审中陈某确认是他签字、盖章的。只是否认20万元是其收取的,他认为是王某祥实际上收取了该款项。

2、没有证据证明是王某祥收取所谓办案费20万元

庭审中中某律师所只是提交王某祥签署的所谓《授权委托书》的复印件、余某给王某祥的所谓《授权委托书》复印件以及王某祥出具的《收条》(注明收到陈某转交的20万元办案费),王某祥签署的《授权委托书》中注明委托陈某代为领取办案费。余某给王某祥的所谓《授权委托书》注明,余某委托王某祥提供高端决策服务。我方认为上述证据均没有原件,不具有合法性、真实性和关联性,而且不排除系中某律师所伪造的。

(二)陈某收取了余某支付的所谓办案费实则为律师费

1、陈某作出虚假承诺骗取余某支付20万元巨额款项

陈某认为,余某与他先前认识,因此先办案,不收一分钱律师费。并谎称余某口头答应案件处理完毕支付给他40万元律师费。但这都是陈某杜撰出来的,没有任何事实依据。而且有违律师受理案件的常理。陈某向余某许诺只要赖在涉案房产3栋D座19A房产中不走,就能阻止王某取得产权,就能打赢官司。实际上在产权登记机关,房产已过户在王某名下,派人赖在涉案房产中不走,只会增加余某的负担。当余某向陈某提出没有必要这样做,但陈某仍然一意孤行。其实这只不过是陈某违规收费的一个借口而已,旨在骗取余某支付20万元巨额法律服务费。

2、所谓办案费实则为律师费

根据2006年《广东省物价局、司法厅律师收费管理实施办法》第十四条规定:“律师事务所在提供法律服务过程中代委托人支付的诉讼费、仲裁费、鉴定费、公证费、查档费、翻译费、异地办案差旅费、跨境通讯费、专家论证费及律师事务所代委托人支付的其他费用(以下简称“办案费”),不属于律师服务收费,由委托人另行支付。但在实行风险代理收费中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办案费可以由委托人直接支付,也可以由律师事务所代行支付。由律师事务所代为支付的,律师事务所可以预收办案费。律师事务所需要预收异地办案差旅费的,应当向委托人提供费用概算,经协商一致,由双方签字确认。确需变更费用概算的,律师事务所必须事先征得委托人的书面同意。”

可见预收办案费是有特定含义的。本案中不需要支付诉讼费、仲裁费、鉴定费、公证费、查档费、翻译费、异地办案差旅费、跨境通讯费、专家论证费及律师事务所代委托人支付的其他费用。因此这所谓的办案费是子虚乌有的,陈某不能列举其用途。实际上明眼人一看便知这就是地地道道的律师服务费。

二、陈某收取了余某的20万元律师服务费,违反律师法相关规定,属于违法执业

 (一)违反律师法第25条之规定

《律师法》第25条规定:“律师承办业务,由律师事务所统一接受委托,与委托人签订书面委托合同,按照国家规定统一收取费用并如实入账。律师事务所和律师应当依法纳税。” 陈某拒绝以中某律师所名义与余某签订书面委托合同,私自收费,显然违反了上述规定,私自收费,属于违法执业。

(二)违反律师法第40条第一项之规定

《律师法》第四十条第一项规定:“律师在执业活动中不得有下列行为:(一)私自接受委托、收取费用,接受委托人的财物或者其他利益;”可见陈某违反了律师法的禁止性规定,属于违法执业。

(三)违反律师法第47条之规定

《律师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律师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处五千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给予停止执业三个月以下的处罚:(二)以不正当手段承揽业务的;” 而《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第六条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律师法》第四十七条第二项规定的律师“以不正当手段承揽业务的”违法行为:(一)以误导、利诱、威胁或者作虚假承诺等方式承揽业务的;” 可见陈某以不正当手段(虚假承诺)承揽业务,违反了律师法的禁止性规定,属于违法执业。

(四)违反2006年《广东省物价局、司法厅收费管理办法》相关之规定

该管理办法第十五条规定:“ 律师服务收费实行明码标价制度,律师事务所应在收费场所的显著位置公布所有的律师服务项目及收费标准,自觉接受社会的监督。”

该管理办法第十六条规定:“ 律师事务所收取律师服务费的有关事项应当在双方的委托代理合同或委托书中载明,明确收费项目、收费的方式、收费标准、收费数额、付款方式、时限、条 件及争议的解决方法等。”

该管理办法第十七条规定:“ 律师服务费和办案费由律师事务所统一收取。律师个人不得向委托人收取任何费用。律师事务所收取律师服务费,必须使用税务部门规定的合法票据。预收办案费必须出具书面确认单据,并严格按约定用途合理使用。委托事项办结后,必须开列办案费使用清单,提供税务部门规定的合法票据与委托人结算,结余部分或不能提供票据的,已收取的办案费应相应予以退还。”

显而易见,陈某严重违反了上述该管理办法中关于办案费规定、明码实价、订立委托代理合同、统一收取费用,结余部分退还等规定。

三、陈某是职务行为,其违法执业给当事人造成损失应由中某律师所承担责任

《律师法》第五十四条规定: “律师违法执业或者因过错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由其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承担赔偿责任。律师事务所赔偿后,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行为的律师追偿。”根据上述规定,律师因违法执业或者因过错给当事人造成损失,也一样要承担赔偿责任。实际上这是《律师法》就律师的民事法律责任所做的规定。

设立律师民事法律责任制度有利于提高律师的信誉和加强律师的责任感,提高律师的业务素质和办案质量,保护委托人权益不因律师过错而受到损害。同时,设立律师民事法律责任制度也是出于与国际惯例接轨的考虑。世界许多国家都有律师赔偿制度,为了保证赔付,还采取了建立职业赔偿基金或向保险公司投保等形式。

律师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范围是律师违法执业或因过错给当事人造成损失。《律师法》没有具体列举律师承担民事法律责任的各种情形,而是规定了违法和过错两个原则,依据这两个原则来确定律师承担赔偿责任的范围。“违法”是指律师在从事执业活动,提供法律服务过程中违反法律的规定。“过错”是指律师在从事执业活动,提供法律服务过程中因主观上的故意或者过失给当事人造成损失。

律师民事赔偿的义务主体是其所在的律师事务所,而不是违法执业或者有过错的律师本人。因为接受当事人委托、收取当事人费用的是律师事务所,而不是律师个人,律师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实际上也是受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律师在执业中因违法执业或者有过错给当事人造成的损失,自然应当由其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来承担责任。这样规定,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也是为了切实保障当事人请求赔偿的权利的实现,保障当事人受到的损失能够得到足够的赔偿。

在本案中中某律师所也承认对律师执业疏附于管理,但试图想逃避责任,而且这种辩解不能对抗第三人(即余某)。

余某与陈某解除委托代理关系之后,2013年3月15日余某委托了其他律师事务所继续代理该案。其他律师事务律师履行了包括提交诉讼证据、参与开庭审理、递交代理词等相关义务。鉴于陈某已履行部分义务,余某认为向陈某支付一半的律师费(即27960元)是公平合理的,余某已支付20万元律师费,陈某本应退还余款律师费172040元。但当余某向陈某提出上述要求时,遭其拒绝。余某本想通过协商办法,给中某律师所留足面子。2013年3月21日,余某到被告中某律师所法定地址,向中某律师所的负责人陈述相关事实,要求其出面协调,退回多支付的律师费。但嗣后中某律师所多次拒绝深圳市律师协会的调处要求,并不惜启动诉讼程序,旨在达到其拖延时间的目的。

综上所述,本律师认为中某律师所律师违反处理民事法律关系中应遵循的最基本的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骗取余某20万元律师费,其行为严重侵犯了余某的合法权益,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6条之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相关规定。余某被迫提出以上诉讼请求,恳请贵院依法裁判,以维护其合法权益。

余某委托代理人:刘信平

                                           2014年4月14日

代理词(二审)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本人在广东中某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中某律师所”)诉余某诉讼代理合同纠纷上诉一案中,作为余某的代理人,提出以下代理意见,供合议庭参考。

一.本案的核心问题是陈某收取了20万元律师费是个人行为还是职务行为

中某律师所认为构成职务行为本案不存在涵盖职务行为的三种形式:一是追认;二是表见代理;三是合法授权。本人认为本案中某律师所陈某行为恰恰全部涵盖了职务行为的三种形式。理由如下:

(一)中某律师所所函明确指出该所委派陈某作为余某委托代理人,这就是合法授权

中某律师所在向宝安法院出具的所函中明确指出该所委派陈某以及熊某(其助理)作为余某委托代理人。中某律师所也承认所函是该所出具的,但辩称陈某是盗用、挪用所函,并没有事实依据,因庭审中,中某律师所承认陈某在宝安居住,离该所较远,就给他方便出具了所函(所函有该所盖章,法院和授权委托人及案件名可以随便填)。这就表明在任何案件中该所认可持有者作为该所委派的委托代理人,而且该授权是合法的。中某律师所也承认该所管理不严,但这不能对抗善意的第三人。

(二)陈某行为构成表见代理

陈某向余某出具的名片(中某律师所律师)、陈某以中某律师所律师的名义陪同余某在法院立案(在立案时台湾地区当事人必须与律师一同出现在法院当面签署委托书),这都让余某有理由相信陈某有代理权,该代理行为是有效的。

(三)中某律师所对陈某行为予以追认

中某律师所在民事起诉状中称余某与案外人李某房屋买卖纠纷,委托中某律师所陈某以及熊某(其助理)处理该纠纷,但余某拒绝向中某律师所支付律师费(55920元)。显而易见,这表明即使先前没有授权,中某律师所事后也予以追认。

总之,中某律师所一方面认为代理行为有效,余某应支付律师费;另一方面又认为不是合法授权,不是表见代理,不是追认。这就在逻辑上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不能自圆其说。

根据《民法通则》第43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8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2条之规定,有充分的理由应认定陈某行为是职务行为。

二.陈某究竟为余某处理那些事务,该收多少律师费

中某律师所认为陈某与余某履行的是打包协议,包括:请人看房、报案、提出行政异议,提起民事诉讼等。其实这不是事实。

余某委托中某律师所陈某就是提起民事诉讼(包括:起诉、申请财产保全)。当时由于李某盗卖了余某出钱买的房产,余某本人到宝安区新乐派出所报案,并由民警做了笔录,这就走完了报案程序,并没有陈某参与。另外也是余某本人到宝安区国土资源局报案的,而陈某根本就没有提起所谓的行政复议。

请人看房是陈某出的馊主意,在涉案房产已经被过户到他人名下的情况下,请人看房根本无济于事。余某就坚决提出反对请人看房。但陈某作出虚假承诺,骗取原告律师费20万元,并拒绝签订委托代理合同。

2013年3月6日余某到陈某办公室时,在门口不经意之间,听到陈某与他人对话,陈某提及:“台湾人余某有钱,要敲他一笔钱。”此时余某方知陈某有违职业道德且不值得信赖。次日余某与其解除代理关系,委托其他律师继续办理案件。随后余某要求退回律师费,但遭陈某拒绝。嗣后余某向深圳市律师协会投诉。余某与其解除代理关系时,陈某还未向法院提交主要证据,也未开庭审理。后来其他律师事务律师履行了包括提交大量的诉讼证据、参与开庭审理、递交代理词等相关义务。鉴于陈某已履行部分义务,原审法院认为支付一半的律师费(即27960元)给中某律师所是公平合理的。

综上,恳请贵院依法驳回中某律师所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余某委托代理人: 刘信平

2014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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